课题名称：江西著名书院及书院文化传承状况

指导老师：张兆金

小组成员：刘佳欣、杨智善

研究内容：本课题旨在通过梳理书院历史，介绍江西著名书院，进一步了解书院文化及其传承状况，并着眼于如何传承与复兴书院文化。

研究过程：本课题在通过白鹿洞书院的实地研学后，运用文献检索法进行研究与分析。

研究成果：

 书院作为中国是人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和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传递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学术。创立了极具特色的学风，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书院是始于唐初民间书院的初建，而终于清末的书院改制，其中历时1000多年。江西最早的书院是创办于公元814年的桂岩书院，它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而且是唐代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长达55年。唐代江西的书院除了桂岩书院，有据可查的还有6所，其中由陈氏族人创办的东佳书院制定了教学、藏书、学田规制，是唐代最为典型的置田、聚书、授徒的书院。陈氏家法中有一条这样的规定：陈氏子弟七岁入宅西的书屋肄习，由东佳书堂派学生前来执教。至十五岁选其俊秀者赴离宅三十里的东佳书堂深造。

同样，宋代也是书院正式确立并得以制度化、规模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书院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讲宋朝的书院文化，就不能不提到理学，理学是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它由周敦颐所创，他晚年居住在庐山北麓，建濂溪书院于江州，所以后来人们也称他为濂溪先生。从他开始，书院与理学建立了不解之缘。理学成为书院教育的理论指导，书院成为理学家的活动基地。通过书院教育这种社会实践，理学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发展、推广，而书院教育本身的内容也得到了充实、发展。书院这种学校模式的经验亦进一步成熟、完善。

庐山之北有濂溪，庐山之南有白鹿。濂溪标志着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开始，是书院这种模式走向成熟的起点；白鹿洞意味着结合的完成，是书院模式的成熟标志。白鹿洞始于北宋初年，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它的人文历史可以从李渤于唐贞元年间隐居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二百来年，这个李渤养了一头颇通人性的白鹿，因此以鹿名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称此处为白鹿洞。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处“建学置田”建立了“庐山国学”。北宋灭南唐后，江州地方上的有识之士在这里建立了白鹿洞书院。事实上，真正让白鹿洞书院名扬千古的正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由于朝廷不进行援助，朱熹只能依靠自己和当地士民的力量来重加修复。这是一所不受官府拘牵的自行设置，自筹资金，自主管理，自聘师长，自设课程，自选生徒的乡党之学——书院。为了修复白鹿洞，朱熹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他为这次修复写了《白鹿洞书院记》，另一方面他又邀请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来讲学，陆九渊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史书记载：听者莫不悚然动心。这篇讲义也成了书院史上最经典的讲义。

朱熹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规条。在《揭示》中他提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此五教作为基本的教学内容，以学、问、思、辨而穷理，以修身、处事、接物而笃行为教学途径的教学模式。后来《揭示》成为了书院精神的象征，是天下共遵的学规。而随着中国书院制度的推广，它又东传朝鲜、日本，不仅在当年被奉为学规，至今在日本还有将其作为校训的书院，可见其影响既深且广。其课程设置，其教学规条，其教学形式，其读书方法，都成为了后世书院教学的样板。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标志着中国书院教育模式的成熟。

经由多代南宋理学家的努力，书院逐渐发展拥有了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田六大事业。

前面提到了朱熹和陆九渊，事实上，虽然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周敦颐和二程（程颢、程颐），但是他们学术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说到底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歧，作为他们师辈的另一位理学家吕祖谦怀着“会归于一”的愿望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因为会议的地址选在了铅山县的鹅湖，所以历史上就把它称之为鹅湖之会。通过这次鹅湖之会，不仅朱陆之间，而且整个学术界都明朗了“尊德性”和“道问学”的根本分歧所在。鹅湖之会不久，大约在南宋的嘉定年间，人们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会晤，就在鹅湖边建立了四贤祠，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鹅湖书院。

如果我们提到南宋末年，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蒙古铁骑和偏安的朝廷。但却有这么一个人用他那书生柔弱的肩膀肩负起民族大义，这个人就是文天祥，事实上文天祥是毕业于江西庐陵县白鹭洲书院，并在公元1256年被钦点为状元的。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领的中央政权，其治下的广大汉族读书人，却秉持“春秋大义”，以传统的“夷夏之辩”和新政权长期对抗。统治者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因势利导，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蒙汉矛盾，而且使汉族士人的书院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保护对象。江西元代书院有162所，其中兴复前代的有68所，而这68所中有40所是官修的，这就表明了旧书院的兴复受到了官府的重视。但是，书院的官学化趋势却加重了，书院的官学化，就是书院朝着官学变化，失去了独立性。元代政府通过一些重要的措施来逐步实现书院的官学化，如严格报批手续，以申报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等等。有时之士无不感慨：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

在书院的发展史上，明代可以说是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明初，书院因为朝廷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当随着王守仁为代表的学术大家从批判官方哲学入手，以冲决长久压抑的力量造就了一场倾动朝野的思想解放运动。王守仁在镇压统治阶级内部宁王集团叛乱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即所谓“破山中贼”的实践中，感到了程朱理学的繁琐。因此他提出了“破心中贼”的目标和惟在心中“自得”圣人之道的治学方法，并最终创造了其“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学说。自此以后，为了宣扬学说，王阳明先后去了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辐辏”，集门人于白鹿洞，“揭良知之教”，欲同门人共明此学。心学”迅速传播，形成众多的分支，门徒遍布全国，还有比如关中之学、江门心学、泰州学派等各学派都以书院作为传播自己学说的主要渠道，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兴盛。明朝江西的书院达到了210家，继续保持着全国第一的地位。到这个阶段，书院已经发展了数百年，在数量、规模、和内部建置都有相当的积累的基础上，还是有新的发展和建树，特别是完善的讲学制度和考课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清代书院制度的建立。

清代初期，政府一度对新建书院加以限制，雍正之后，政治形势稳定，才开始放宽政策，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有清一代总数达到了4365所，江西有392所，而全国只有四个省拥有350所以上的书院。可是在这四千余所书院中，半数以上均具有官府背景，官学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元明两代。弊端突出；书院的重要职能转向训练时文帖括，定期组织考课，书院成为了科举考试链条的重要环节；明显缺乏自由度和学术特色。但是，在清代书院貌似僵化的外表下，实际随着学风的变化也在不断挖掘传统资源，进行自身调适，并最终在经世路线的导引下，改制成了现代学校。事实上，书院改为学堂还是有一番曲折的，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运动中通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但是变法失败后，慈禧废除了新政，令“各省照旧办理，停罢学堂”，书院改学堂虽被中止，但书院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于公元1901年，朝廷终于宣布：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存在了千余年的古代书院终于为新式学堂所代替。关于书院的废除，胡适曾痛心地说到：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起于唐，盛于宋，衰于清的书院文化象征着百年历史、文化古韵的传承，历经千年浮沉，文脉绵延赓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书院是文化传递继承的中转站，是联系古今的重要枢纽，除此之外，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的蕴蓄应是书院存在的另一功能。书院的终极意义是给人以思想，教人以思考，以达知行合一的境界。

对书院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弘扬传统文化、培育英才，同时是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提升对民族精神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固由此看来，传承和复兴书院文化已是文化界大势所趋。

我们现在则应着眼于如何复兴这一问题。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就为进一步弘扬书院精神，复兴书院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守和行动指南。报告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提醒我们复兴不仅是刻板的传承，同样是有机的将现代与过去的结合，再发扬光大。

首先最基本的是对古建筑群的物质层面的保护。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形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书院本身的存在，我们后人才有基础去研究发展，再得以传承发扬。“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无一例外被列入保护区，受到国家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同时对建筑古迹加以保护和修葺，在客观上，对书院文化的保护上起着重要作用。

书院文化的复兴，不能止步于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建筑，而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令人向往的人文高地。它给予人们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启迪，一种适合当下又再现传统的生活。因此，书院文化的复兴不是打造多少个文化运营空间，而是一种生活品质和审美品味的塑造，它旨在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

从精神方面，不仅是要培养当代人的保护意识，同样要使书院精神成为当代教育精神。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学规》给了传承这条路一个明确的方向，楼宇烈先生作也将“为人之道”和“为学之方”做了精炼的概括：教之以爱，育之以礼，启之以智，导之以行。学习不为追名逐利，寻求一份好工作，而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升华，成为为自己而活的人。不被刻板的应试教育框住，而是让自己的思想飞翔，学习所热爱的事情，了解感兴趣的，追逐并献身于此。不考虑所谓工资年薪，不在意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我觉得这才是教育所追求的世界，是教育的“桃花源”。

书院的传承不单单是纸上谈兵，单在键盘上构想出的“宏伟大业”，社会上的回应和举措也让人看到希望。5月16日，为传承弘扬孟子思想，北京孟子书院海淀揭板；5月20日举办了“共话千载，书院寻根”书院中国行·嵩阳书院站活动，向书院式雅致生活表白，向传统文化致敬；复兴书院、东阳书院的建立；“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系列微视频第七部《传承历史走向复兴——书院未来》的发布。展现了中国书院承载着新的时代内涵，肩负着文化复兴的新责任，彰显出中国书院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说：“文化复兴，书院大有可为”。千余年来，作为我国独特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在历经辉煌、困顿和沉寂中，书院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在中华文化传承上将大有所为。为”复兴书院文化，我们应秉承开放的态度，将现代与传统融合，既教育前沿的科技，也教育学子如何为人，为君子。

为人与为学并不相悖，《新亚学规》也指出：“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根据楼宇烈先生的一句话便是：传承书院文化，通古今之文章，集天下之正气。

参考文献：

乐炳照：《中国古代书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胡适：《书院制史略》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